未来20年科技发展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

　　台湾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型与发展阶段，整体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呈现多个显著特征：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逐步迈向老龄化社会；阶级结构呈现M型趋势，中产阶级陷入新的贫困化；薪资停滞与贫富差距扩大常态化；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剧变，“台湾主体意识”与“分离主义意识”蔓延，“惧中”、“恐中”、“抗中”与“”意识成为一种长期性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意识……

　　台湾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型与发展阶段，整体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呈现多个显著特征：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逐步迈向老龄化社会；阶级结构呈现M型趋势，中产阶级陷入新的贫困化；薪资停滞与贫富差距扩大常态化；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剧变，“台湾主体意识”与“分离主义意识”蔓延，“惧中”、“恐中”、“抗中”与“”意识成为一种长期性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意识。

　　目前台湾人口结构还是处于较为理想状态，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但随着人口很快步入负增长阶段，劳动人口比例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与突出，将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挑战。

　　过去10年来，台湾生育率约为1.0，2013年为1.065，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台湾出生率持续降低，已从2000年的约3%降为2009年0.829%，年新生人口只有19万，已连续两年出生人口降至20万人以下。根据联合国和一些机构研究，台湾人口红利期为1991至2026年。依台湾行政部门对台湾人口结构改变与发展趋势分析未来20年科技发展，2000至2015年是台湾劳动力人口最丰富的阶段，最有利经济发展。台湾其他研究机构也认为，未来10年，台湾仍处于劳动力相对充足时期，可享10年时间的人口红利。不过，预测2020年前后，台湾将出现人口负增长。2002年，台湾“经建会”预测2028年台湾人口将出现负增长，2012年预计提前到 2026年出现负增长，2014年8月预测进一步提前到2022年。2012年9月，台湾行政部门核准的“台湾产业结构优化”报告指出，2020年时，台湾0至19岁人口将减少近100万人，而65岁以上人口则增加100万人，形成“正负100万现象”。其中，台湾15至64岁的工作年龄人口在2015年达到高峰即1737万人，此后开始减少，2015年到2060年平均年减少17.6万人。

　　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发展迅速。从未来50年人口结构趋势看，2025年，台湾人口达到2380万人，此后开始缓慢下降。其中，目前台湾工作年龄人口15至64岁占总人口比例为74%，2016年起开始下降，10年后降到68%，20年后降到62%。劳动人口下降的同时，台湾人口老龄化发展加快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台湾不同机构对老龄化进程有不同预测，但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台湾“国民健康局”于2012年发表报告指出，1993年，台湾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预计2017年达到14%，进入“高龄社会”(aged society)；2025年将上升到20%，较2008年的10%增加一倍，进入“老龄化社会”(superaged society)。目前台湾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274.1万人，占总人口的11.73%，逐渐逼近高龄化社会。到2026年，台湾青壮年人口与老年人口比例由目前的7：1变为3：1，年轻人压力增大，不利经济发展。日前台湾“国发会”发布报告指出，台湾15至64岁工作年龄人口将于2016年开始递减且逐渐呈现高龄化；民众平均寿命延长，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率、人口年龄中位数及老化指数均向上调升，人口老化将冲击劳动市场。到2060年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劳动人口比例降到50.4%，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43.2%。

　　出生率变化与人口老化冲击台湾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未来台湾人口呈现负增长，人口结构持续发生重大变化，劳动人口降低，老龄人口增加，将冲击劳动力市场，加重劳动人口负担，影响教育、社会与经济等多方面发展。特别是目前台湾高校过多，未来会因入学人数减少不断有高校倒闭，预计到2022年约有三分之一大专院校倒闭。同时养老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台湾当局尽管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如鼓励生育、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进行年金改革与延后退休年龄等，但很难改变人口结构变化与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

　　台湾曾经是典型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间大两头小，即中产阶级是社会的最大群体，收入高而稳定，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上层极富裕阶层与最低贫困阶层比例相对较小。上世纪90年代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增长显著放慢，工资增长停滞，而物价持续上涨，尤其是房价上涨迅速，中产阶级收入增长放慢，收入不稳定性上升，家庭支出与社会负担增加，相对贫困感上升，出现了所谓的M型社会与中产阶级贫困化趋势。据台湾“经建会”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中产阶级户数占台湾全体总户数的比例，由1980年的41.6%降为2006年的30.4%，约有82万户中产阶级家庭消失，沦为下层阶级达54.792万户，下层阶级所占家庭户数比例由26.4%上升至33.8%。按每户家庭3口人计算，过去25年有250万中产阶级消失。

　　台湾《财讯》杂志对百万年薪家庭进行调查发现，77.7%的民众在过去一年有“贫穷感”，其中84.5%的人“强烈感到贫穷”。这一调查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产阶级严重弱势化，高薪族喊穷。中产阶级贫困焦虑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房价持续上涨，高收入者买不起台北的房子。二是薪资上涨慢，科技业分红取消，年薪几乎减半；三是工作不稳定度上升，自由选择职业度降低。

　　在台湾与蓝绿二元社会结构下，台湾中产阶级的分化日益明显，他们的社会性格与性格差异扩大。中产阶级虽然被认定为求稳定、不愿变革或改革的群体，是一个关心社会事务与社会公平的群体，但倾向多元化，社会主张差异化扩大。台湾中产阶级的倾向可分为亲蓝、亲绿与中立三部分。大致讲三分之一支持，三分之一支持，三分之一中立。有学者研究指出，成立后，其领导层大多数成员都是中产阶级分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中产阶级选民成为坚定的支持者。台湾的中间选民一般估计占选民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可以说，台湾中产阶级不再是一个整体性的群体，除收入为主的社会属性较为一致外，属性发生分化，不再是一个原有意义上的整体利益集团，这是台湾整个社会分化、的一个缩影。

　　经济增长放慢与经济竞争力下滑，导致台湾薪资增长放慢甚至停滞成为多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预计这一趋势未来仍将延续，“低增长、低薪资”成为一种常态。2014年，台湾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加薪企业增多，相应带动薪资增长。依台湾“主计处”统计，2014年1至8月，平均经常性名目薪资为38076元新台币，较上年同期增长1.63%，创近3年来新高；实质经常性薪资36679元，略有增长，但仍赶不上1999年37196元的水平。2015年6月，台湾行政部门依据大数据资料分析，2014年未加薪或减薪的增长了30.67%，而加薪超过10%的增长了28.6%；其中，连续两年在同一公司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有近30%即116万人的薪资停滞或，40至55岁的中壮年有近60%的年薪低于55万元新台币。尽管名目薪资有所增长，但增长甚慢，过去近20年平均实质薪资增长有限，未来经济发展动能不足，仍会呈现低增长甚至出现较大衰退的可能，未来薪资难有大的增长，“低增长，低薪资”将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常态。

　　贫富差距是一个老问题，近年来有所缩小，但不会改变贫富差距巨大这一总体性特征。台湾分配状态或贫富差距变化经历了5个阶段，分别为快速平均化时期(1953-1963)、缓步平均化时期(1964-1976)、相对稳定时期(1976-1983)、逐步恶化时期(1985-1991)与两极化时期(1992年以后)。1992年以后，台湾所得分配趋于两极化，最低所得20%的家庭所得分配额逐年下降，由1991年的7.76%降到2001年的6.53%，而最高20%家庭所得分配额则由38.6%上升到40.19%。据台湾“主计处”公布的家庭收支调查，2001年，台湾五等分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达到6.39倍，此后在波动中有所下降，2013年降为6.08倍(最高20%家庭每户年可支配所得为188.3万元新台币，最低20%家庭为30.9万元新台币)，是2009年以来最低点，预示台湾所得分配走势呈现正向发展。不过，在政府扣除税与补贴等重分配之前的原始所得分配差距仍大，2013年为7.53倍。另外，台湾财政部门报告，综合所得总额20分位申报统计，最高20%与最低20%的差距曾一度迅速上升，从2008年的65.32倍迅速上升到2011年的94.84倍，2012年略降为85.21倍。长期看，贫富差距扩大是一个世界性趋势，台湾也不例外，短期调整与有限缩小改变不了严重贫富不均与贫富差距扩大总体走向，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

　　在经济低速增长、薪资缓慢提升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在蓝绿持续对抗与对认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未来台湾社会矛盾依然会十分突出。这些矛盾主要集中表现在人们日益上升的需求与经济增长落差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在野党与执政者之间的矛盾，对外开放与维护既得利益的矛盾，不同群体利益主张差异的矛盾，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有时平缓，有时会更激烈，均会制约台湾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和谐。

　　在台湾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普遍的“台湾意识”。台湾岛内出现过数次“台湾意识”大论战，核心是“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关系问题以及“台湾意识”的内涵问题。在经历李与执政推动“去中国化”与“文化”之后，“台湾意识”的内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虽然许多人认为“台湾意识”不能等同于“意识”，但“台湾意识”逐渐被“台湾主体意识”所取代，与“意识”日趋接近。“台湾主体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形成路径不同，后者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前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人为建构，是一种更强调台湾主体性、台湾价值、台湾利益、台湾优先的社会意识，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家化意识”，已成为当今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

　　“台湾主体意识”是针对“大中国意识”而提出的，目标是通过“台湾正名”实现台湾“法理独立”，建立所谓“正常国家”。2003年11月，李表示，“现在更重要的是要让台湾主体意识深入人心，也是未来必须努力的目标”。2004年，李组织“”学者编纂“愿景·台湾”系列丛书，宗旨就是“提升台湾的主体意识，确立对家的认同”。其中一本书就是《台湾主体性的建构》，由李永炽、李乔、庄万春、郭生玉等“”学者撰写，提出台湾“切离中国，独自走自己的主体之路”，强调“台湾意识逐渐取代中国意识，成为台湾的主流”，“台湾要主体化、一体化，必须‘去外来化’”。同时该书认为，1990年后，台湾经过政权的“本土化”、制度的“化”，逐渐形成有别于中国的新制度与新政权，人民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价值观未来20年科技发展，“台湾主体意识”就是这时候萌芽起来的。

　　“台湾主体意识”已逐渐为台湾社会所接受，尤其是蓝营与马英九当局开始公开强调“台湾的主体性”。据民调显示，认同“台湾主体意识”的比率已稳定超过80%。可以说“台湾主体意识”成为当今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这种社会意识的发展，对未来发展尤其是国家和平统一极为不利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台湾意识”对台湾社会、以及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是深远的。“台湾意识”被完全化与工具化之后，台湾人物尤其是泛绿阵营将“台湾”严重“神化”，台湾被赋予崇高的价值，被“国家化”，“台湾”两字已神圣不可侵犯，不容挑战，一切思维“以台湾为优先”，一切行动“以台湾为主”。“爱台湾”、“守护台湾”、“天佑台湾”之类的口号，就是台湾被神化的典型描述。

　　台湾“被神化”是“台湾意识”质变的标志与典型，已异化为岛内斗争的工具。政党与人物依是否“爱台湾”作为检验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岛内逐渐形成“爱台”与“卖台”、“台湾”与“非台湾”、“本土”与“中国”的对抗。在“台湾意识”或“本土意识”高涨下，主张向本土化位移，甚至多次要求中国改为“台湾”的提出等，都是“本土意识”、“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发展的结果。同时岛内将“台湾主体意识”高度化，并且赋予极高的价值，结果让台湾陷于严重的冲突之中，让台湾岛内对国际化与全球化有一种抵抗与排斥心理，对中国有一种敌视态度，陷入狭隘的岛屿思维，形成锁岛心态，影响发展。尽管马英九上台后具有开放性思维，积极发展与祖国的关系，但仍得极力强调台湾主体性，一切“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为最高原则。“台湾主体意识”已成为岛内主要政党主张与政策思维的重要基础，影响其发展的政策走向。岛内的两岸政策思维与政策走向，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岛内“台湾主体意识”的影响与制约。

　　“台湾主体意识”已普及化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大众化，要化解“台湾主体意识”中的台湾主体性与立意识，增进“中国意识”或增进祖国意识，可能需要五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长期历史进程。要化解的第一步，是实现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建立经济共同体，增进双方的共同利益，打破以“台湾为中心”思维，将台湾经济中国化。尤其是打破“台湾命运共同体”的迷思，建立“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在文化上，消除“去中国化”政策，弘扬中华文化，建立两岸共有的中华文明。

　　与“台湾主体意识”、“分离主义意识”相适应，反映在上，台湾自然出现了一种“恐中”、“惧中”、“抗中”、“排中”、“”甚至“仇中”的发展态势，逐渐成为当今台湾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心态，而且可能会长期性存在。

　　和平发展是岛内社会的主流意识，但这种抽象的认知并不否定台湾社会出现的“恐中意识”、“惧中意识”、“抗中意识”、“排中意识”、“意识”与“仇中意识”，这是发展的新挑战。我们虽然不能说这是一种主流意识，但却是一种主要思想意识与社会心态，而且还有扩大与蔓延趋势。

　　“”不是台湾社会的所有现象，主要是以绿营或“”势力为主的社会意识与一股社会力量。从多年台湾大选结果看，支持的群众超过600万人，而且蓝绿板块日益接近，甚至呈现绿营板块超过蓝营板块的趋势，可以说“”力量是十分庞大的。“逢中必反”已成为的标签，“台联党”更是“逢中必反”的急先锋。、“台联党”在“”问题上已是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都敢反。祖国2005年赠送大熊猫给台湾，敢于反对；祖国在经济合作中对台“让利”，敢于反对，认为是“”。要放弃“”是困难的事情。

　　“恐中”、“惧中”与“抗中”、“排中”、“”相关，但又有区别。“恐中”、“惧中”，是祖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增强，对台湾经济形成新的压力，或形成所谓的竞争关系，在岛内逐步出现一种对祖国的恐惧与担忧，甚至某种程度有“中国威胁论”的意识与担忧。台湾爆发的“太阳花”也是某种程度的“恐中”、“惧中”意识反映，担忧服务业开放对台湾就业与生活的冲击。

　　在绿营“”意识与台湾社会的“恐中”、“惧中”意识并存下，又出现了“抗中”、“拒中”意识。就是台湾社会出现了对两岸交流与合作的排拒或抗拒心理，导致台湾当局在两岸政策上采取处处敌视、歧视与排拒祖国的做法，台湾当局对陆配在台湾取得合法身份与工作权有歧视待遇，对陆生在台就读有“三限六不”限制，对祖国居民赴台旅游有人数限制，对开放陆资入岛有更多政策限制。还有相当台湾民众认为发展速度太快，主张放慢速度。特别是台湾当局于2014年7月28日召开的“经贸国是会议”达成一个新共识，即鉴于岛内民众对于两岸经贸进程的关切与忧心，“国发会”将强化台湾安全风险控管，每年发表“两岸风险红皮书”，同时建立中国对台湾政经影响力的评价系统。这是对两岸经贸往来划下一条新的红线，将阻碍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这正是岛内“恐中”、“惧中”与“拒中”的典型反映。

　　由于中国的发展与台湾的相对衰落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的趋势，同时台湾还面临未来可能长期执政的趋势，意味着岛内的“惧中”、“恐中”、“抗中”、“”与“仇中”意识不仅不会消失，反而可能会持续发展，甚至有时更会激烈、更突出，将会对发展带来新的、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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